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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舍雜文《我怎樣寫《火葬》》
老舍(1899年2月3日—1966年8月24日),原名舒慶春,另有筆名絜青、鴻來、非我等,字舍予。中國現(xiàn)代小說家、著名作家,杰出的語言大師、人民藝術家,新中國第一位獲得“人民藝術家”稱號的作家。
我怎樣寫《火葬》
連載”的特約稿,約定:每月各登萬字,稿酬十元千字。這樣,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,可以作職業(yè)寫家矣。兩篇各得三萬余字,暴敵即詭襲蘆溝橋,遂不續(xù)寫。兩稿與書籍俱存在濟南的齊魯大學內(nèi),今已全失。十一月,我從濟南逃出,直到去年①夏天,始終沒有想過長篇。為稍稍盡力于抗戰(zhàn)的宣傳,人家給我出什么題,我便寫什么;好壞不管,只求盡力;于是,時間與精力零售,長篇不可得矣。還有,在抗戰(zhàn)前寫作,選定題旨,可以從容搜集材料,而后再從容的排列,從容的修改?箲(zhàn)中,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,難得從容,乃不敢輕率從事長篇。再說,全面抗戰(zhàn),包羅萬象,小題不屑于寫,大題又寫不上來,只好等等看。去年夏天到北碚,決定寫個中篇小說。原因:(一)天氣極熱,不敢回渝;北碚亦暑,但較渝清靜,故決留碚寫作。(二)抗戰(zhàn)中曾屢屢試寫劇本,全不象樣,友好多勸舍劇而返歸小說。(三)榮譽軍人蕭君亦五在碚服務,關于軍事者可隨時打聽。
天奇暑,乃五時起床,寫至八時即止,每日可得千余字。本擬寫中篇,但已得五六萬字,仍難收筆,遂改作長篇。九月尾,已獲八萬余字,決于雙十日完卷,回渝。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腸,一切停頓。廿日出院,仍須臥床靜養(yǎng)。時家屬已由北平至寶雞;心急而身不能動,心乃更急。賴友好多方協(xié)助,家屬于十一月中旬抵碚。廿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;傷口平復,又患腹疾,日或僅成三五百字。十二月十一日寫完全篇,約十一萬字,是為《火葬》。
寫完,從頭讀閱一遍,自下判語:要不得,有種種原因使此書失敗:(一)五年多未寫長篇,執(zhí)筆即有畏心;越怕越慌,致失去自信。(二)天氣奇暑,又多病痛,非極勉強的把自己機械化了,便沒法寫下去?墒,把身心都機械化了,是否能寫出好作品呢?我不敢說。我的寫作生活一向是有規(guī)律的,這就是說,我永遠不晝夜不分的趕活,而天天把早半天劃作寫作的時間,寫多寫少都不管,反正過午即不再作,夜晚連信也不寫。不過,這細水長流的辦法也須在身體好,心境好的時候才能行得通。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時節(jié),象去年夏天,就沒法不過度的勉強,而過度的勉強每每使寫作變成苦刑。我吸煙,喝茶,愣著,擦眼鏡,在屋里亂轉,著急,出汗,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。勉強得到幾句,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,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來的破磚亂瓦是沒法修改的,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。另寫么?我早已精疲力盡!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兒吧。這不是文藝創(chuàng)作,而是由夾棍夾出來的血!(三)故事的地方背景文城。文城是地圖上找不出的一個地方,這就是說,它并不存在,而是由我心里鉆出來的。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占了的城市,可是抗戰(zhàn)數(shù)年來,我并沒有在任何淪陷區(qū)住過。只好瞎說吧。這樣一來,我的“地方”便失去讀者連那里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真切。我寫了文城,可是寫完再看,連我自己也不認識了它!這個方法要不得!
不過,上述的一些還不是致命傷。最要命的是我寫任何一點都沒有入骨。我要寫的方面很多,可是我對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,因為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與經(jīng)驗。我只畫了個輪廓,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把里面填滿。
抗戰(zhàn)文藝,談何容易!
有人說:戰(zhàn)爭是沒有什么好寫的,因為戰(zhàn)爭是丑惡的,破壞的。我以為這個意見未免太偏。假若社會上的一切都可以作為文藝材料,我不知道為何應當單單把戰(zhàn)爭除外。假若文藝是含有獎善懲惡的目的,那么戰(zhàn)爭正是善與惡的交鋒,為什么不可以寫呢?而且,今日的戰(zhàn)爭是全面的,無分前方后方,無分老少男女,處處全都受著戰(zhàn)爭的影響。歷史,在這一節(jié)段,便以戰(zhàn)爭為主音。我們今天不寫戰(zhàn)爭和戰(zhàn)爭的影響,便是閉著眼過日子,假充糊涂。不錯,戰(zhàn)爭是丑惡的,破壞的;可是,只有我們能分析它,關心它,表現(xiàn)它,我們才能知道,而且使大家也知道,去如何消滅戰(zhàn)爭與建立和平,假使我們因厭惡戰(zhàn)爭而即閉口無言,那便是丟失了去面對現(xiàn)實與真理的勇氣,而只好禱告菩薩賜給我們和平了。
今天的世界已極顯明的分為兩半:一半是侵略的,一半是抵抗的;一半是霸道的,一半是民主的。在侵略的那一半,他們也有強詞奪理的一片道理好講。因此,在抵抗暴力與建設民主政治的這一半,不但是須用全力赴戰(zhàn),打倒侵略,他們也必須闡揚他們的作戰(zhàn)的目的,而壓倒侵略者的愚弄與謊言。我們的筆也須作戰(zhàn),不是為提倡戰(zhàn)爭,頌揚戰(zhàn)爭,而是為從戰(zhàn)爭中掘出真理,以消滅戰(zhàn)爭。我們即不能因冷淡戰(zhàn)爭,忽視戰(zhàn)爭,而就得到和平,那么我們就必須把握住現(xiàn)實,從戰(zhàn)爭中取得勝利;只有“我們”取得勝利,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。我們要從丑惡中把美麗奪回,從破壞中再行建設。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個公民應負起的責任,為什么作家單不喜歡這個調(diào)調(diào)兒呢?
這可就給作家們找來麻煩。戰(zhàn)爭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呀!教作家們從何處說起呢?他們不知道戰(zhàn)術與軍隊的生活,不認識攻擊和防守的方法與武器,不曉得運輸與統(tǒng)制,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一切準備與設施。他寫什么呢?怎么寫呢?于是,連博學的蕭伯納老人也皺了眉,而說戰(zhàn)爭是沒有什么可寫的了——我記得他似乎這么說過。于是,戰(zhàn)時的出版物反倒讓一個政治家或官吏的報告——象威爾基的《天下一家》與克魯?shù)摹稏|京歸來》——或一位新聞記者的冒險的經(jīng)歷,與一個戰(zhàn)士的日記,風行一時了。不錯,一本講戀愛故事的劇本,或是有十個嫌疑犯的殺人案的偵探小說,也能風行一時,銷售百萬,可是無奈讀者們的心中卻有個分寸,他們會辨別哪個是天下大事,哪個是無聊的閑書。等到事過境遷,人們?nèi)粝肟纯捶从硶r代的東西,他們會翻閱《天下一家》,而不找藏在后花園里的福爾摩司!而且他們會恥笑戰(zhàn)時的文人是多么無聊,多么淺薄,多么懦弱!
從這一點來看,《火葬》是不可厚非的。它要關心戰(zhàn)爭,它要告訴人們,在戰(zhàn)爭中敷衍與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滅亡?墒,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敗。它的失敗不在于它不應當寫戰(zhàn)爭,或是戰(zhàn)爭并無可寫,而是我對戰(zhàn)爭知道得太少。我的一點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,蕩來蕩去,始終不能透入到水中去!我所知道的,別人也都知道,我沒能給人們揭開一點什么新的東西。我想多方面地去寫戰(zhàn)爭,可是我到處碰壁,大事不知,小事知而不詳。戰(zhàn)爭不是不可寫,而是不好寫。
我曉得,我應當寫自己的確知道的人與事。但是,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戰(zhàn)放在一旁,而只寫我知道的貓兒狗兒。失敗,我不怕。今天我不去試寫我不知道的東西,我就永遠不想知道它了。什么比戰(zhàn)爭更大呢?它使肥美的田畝變成荒地,使黃河改了道,使城市變?yōu)閺U墟,使弱女子變成健男兒,使書生變?yōu)閼?zhàn)士,使肉體與鋼鐵相抗。最要緊的,它使理想與妄想成為死敵。我們不從這里學習,認識,我們算干嗎的呢?寫失敗了一本書事小,讓世界上最大的事輕輕溜過去才是大事。假若文藝作品的目的專是為給人娛樂,那么象《戰(zhàn)爭與和平》那樣的作品便根本不應存在。我們似乎應當“取法乎上”吧?
有人說我寫東西完全是碰,碰好,就好;碰壞,就壞,因為我寫的有時候相當?shù)暮,有時候極壞。我承認我有時候寫得極壞,但否認瞎碰。文藝不是能瞎碰出來的東西。作家以為好的,讀者未必以為好,見仁見智,正自不易一致。不過,作者是否用了心,他自己卻知道得很清楚。象《火葬》這樣的作品,要是擱在抗戰(zhàn)前,我一定會請它到字紙簍中去的。現(xiàn)在,我沒有那樣的勇氣。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,一共用了四個多月的光陰。光陰即便是白用,可是飯食并不白來。十行紙——連寫鈔副本——用了四刀,約計一百元。墨一錠,一百廿元——有便宜一點的,但磨到底還是白的。筆每枝只能寫一萬上下字,十枝至少須用二百元。求人鈔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。請問:下了這么大的本錢,我敢輕于去丟掉么?我知道它不好,可是沒法子不厚顏去發(fā)表。我并沒瞎碰,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!這一點聲明,我并不為求人原諒我自己,而是為教大家注意一點作家的生活應當怎樣改善。假若社會上還需要文藝,大家就須把文藝作家看成個也非吃飯喝茶不可的動物。抗戰(zhàn)是艱苦的,文人比誰都曉得更清楚,但是在稿費比紙筆之費還要少的情形下,他們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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