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籍《山海經(jīng)》簡介

　　《山海經(jīng)》展示的是遠古的文化，記錄的是大荒時期的生活狀況與人們的思想活動，勾勒出了上古時期的文明與文化狀態(tài)，為后世提供了許多有用的信息。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古籍《山海經(jīng)》簡介，歡迎大家分享。

　　《山海經(jīng)》簡介

　　該書作者不詳，古人認為該書是“戰(zhàn)國好奇之士取《穆王傳》,雜錄《莊》、《列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周書》、《晉乘》以成者”�，F(xiàn)代學者也均認為成書并非一時，作者亦非一人。

　　《山海經(jīng)》全書現(xiàn)存18篇，其余篇章內(nèi)容早佚。原共22篇約32650字。共藏山經(jīng)5篇、海外經(jīng)4篇、海內(nèi)經(jīng)5篇、大荒經(jīng)4篇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作13篇，未把晚出的大荒經(jīng)和海內(nèi)經(jīng)計算在內(nèi)。山海經(jīng)內(nèi)容主要是民間傳說中的地理知識，包括山川、道里、民族、物產(chǎn)、藥物、祭祀、巫醫(yī)等。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、女媧補天、精衛(wèi)填海、大禹治水等不少膾炙人口的遠古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。

　　《山海經(jīng)》具有非凡的文獻價值，對中國古代歷史、地理、文化、中外交通、民俗、神話等的研究，均有參考，其中的礦物記錄，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關文獻。

　　《山海經(jīng)》版本復雜，現(xiàn)可見最早版本為晉郭璞《山海經(jīng)傳》。但《山海經(jīng)》的書名《史記》便有提及，最早收錄書目的是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至于其真正作者，前人有認為是禹、伯益、夷堅，經(jīng)西漢劉向、劉歆編校，才形成傳世書籍，現(xiàn)多認為，具體成書年代及作者已無從確證。

　　對于《山海經(jīng)》的內(nèi)容性質，古今學者有著不同的認識，如司馬遷直言其內(nèi)容過于荒誕無稽，所以作史時不敢以為參考[4]，如魯迅認為“巫覡、方士之書”�，F(xiàn)大多數(shù)學者認為，《山海經(jīng)》是一部早期有價值的地理著作。

　　《山海經(jīng)》中的神話傳說不僅僅是神話傳說，同時，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歷史。雖然由于濃厚的神話色彩，其真實性要大打折扣，但是，它們畢竟留下了歷史的影子。把幾條類似的材料加以比較，有時還是可以看到歷史的真實面貌的。例如上文所引《大荒北經(jīng)》中黃帝戰(zhàn)蚩尤的記載，剔除其神話色彩，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場古代部落之間的殘酷戰(zhàn)爭。又如《大荒西經(jīng)》、《海內(nèi)經(jīng)》中記載了一個黃帝的譜系：黃帝妻雷祖，生昌意。昌意降處若水，生韓流。韓流擢首、謹耳、人面、豕喙、麟身、渠股、豚止，取淖子曰阿女，生帝顓頊。（《海內(nèi)經(jīng)》）顓頊生老童，老童生重乃黎。帝令重獻上天，令黎邛（印）下地。下地是生噎，處于西極，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。（《大荒西經(jīng)》）這個譜系具有傳奇色彩，具有神譜的性質，但是，它與《大戴禮記·帝系篇》、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、皇甫謐《帝王世紀》基本相同。

　　《山海經(jīng)》分別如下：

　　山經(jīng)

　　第一卷《南山經(jīng)》第二卷《西山經(jīng)》第三卷《北山經(jīng)》第四卷《東山經(jīng)》第五卷《中山經(jīng)》

　　海經(jīng)

　　第一卷《海外南經(jīng)》第二卷《海外西經(jīng)》第三卷《海外北經(jīng)》第四卷《海外東經(jīng)》

　　第五卷《海內(nèi)南經(jīng)》第六卷《海內(nèi)西經(jīng)》第七卷《海內(nèi)北經(jīng)》第八卷《海內(nèi)東經(jīng)》

　　第九卷《大荒東經(jīng)》第十卷《大荒南經(jīng)》第十一卷《大荒西經(jīng)》第十二卷《大荒北經(jīng)》

　　第十三卷《海內(nèi)經(jīng)》大禹

　　成書作者

　　確指說

　　對《山海經(jīng)》一書記載，最早見于司馬遷《史記·大宛傳》。

　　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確指出《山海經(jīng)》的作者是在西漢劉秀的《上山海經(jīng)表》中，劉秀認為《山海經(jīng)》是上古治水的大禹、伯益。

　　在《吳越春秋》中：“禹巡行四瀆，與益、夔共謀，行到名山大澤，招其神而問之：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，及八方之民族，殊國異域土地里數(shù)。使益疏而記之，命曰《山海經(jīng)》�！�

　　其后，東漢時期的王充、趙曄等也都在其著作中將《山海經(jīng)》的作者定為伯益，在流傳過程中，經(jīng)后人增刪修改。

　　明代學者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載：“戰(zhàn)國好奇之士，本《穆天子傳》之文與事，而奢侈大博級之，雜傅以汲冢、紀年之異聞，周書、王會之詭物，離騷、天問之遐旨，南華鄭花圃之寓言，以成此書”。

　　清朝畢沅在總結前代諸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，進而提出《山經(jīng)》是大禹、伯益創(chuàng)作，《海外經(jīng)》、《海內(nèi)經(jīng)》為秦人所作，《大荒經(jīng)》則在劉秀修訂時產(chǎn)生。

　　進入二十世紀，又有學者提出《山海經(jīng)》的作者是戰(zhàn)國時期的鄒衍；該學說發(fā)端于劉師培，他在《西漢今文學多采鄒衍說考》中，根據(jù)《墨子》所記“神仙家言，亦以齊邦為盛”推斷，他主張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與《山海經(jīng)》并提的《禹本紀》“疑亦衍書”。

　　另外《山海經(jīng)》的作者還有學者認為是墨子的弟子隨巢子[25]。

　　泛指說

　　現(xiàn)今，學術界的討論的焦點是作者的北人與南人之爭。北人說中，主要有秦人創(chuàng)作說和中原洛陽人創(chuàng)作說。顧頡剛在《禹貢全文注釋》稱，“《禹貢》作者的籍貫同《山經(jīng)》作者一樣，可能是秦國人”。而鄭德坤和日學者小川琢治則認為，《山經(jīng)》中多對中原地區(qū)山川、礦產(chǎn)的記述，從而得出中原洛陽人創(chuàng)作的觀點。

　　南人說中主要有巴、蜀人說，楚人說。呂子方、蒙文通是巴、蜀人說的代表者。呂子方以“大荒”“海內(nèi)”多有記載巴、蜀之地的事跡為證據(jù)，提出巴、蜀人說。而蒙文通則認為《海內(nèi)經(jīng)》四篇是古蜀國的作品，“大荒”巴國作品、《五藏山經(jīng)》和“海外”四經(jīng)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國人的作品。楚人說的代表袁珂先生認為書中所寫神話故事與屈原作品《離騷》、《天問》、《九歌》等關系密切，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語，如《海內(nèi)經(jīng)》中關于都廣之野的記載，“播琴”一詞就是出自楚地，楚地的人稱呼“播種”為“播琴”，另《西次三經(jīng)》中“服之使人不厭”一句中，厭俗稱魘，是四川人說的發(fā)夢顛。另書中對顓頊和黃帝的記敘極多，相傳這被楚人供奉為祖先。

　　據(jù)其統(tǒng)計，全書記敘顓頊事跡的有17處：《海外北經(jīng)》1處、《大荒東經(jīng)》1處、《大荒南經(jīng)》2處、《大荒西經(jīng)》6處、《大荒北經(jīng)》5處、《海內(nèi)經(jīng)》2處，明確記敘黃帝事跡的有14處：《北次三經(jīng)》1處、《海外西經(jīng)》2處、《海外北經(jīng)》1處、《大荒東經(jīng)》2處、《大荒西經(jīng)》3處、《大荒北經(jīng)》2處、《海內(nèi)經(jīng)》3處，書中稱為帝而實際應指皇帝者9處：《西次三經(jīng)》“是為帝之下都”、“實為帝之平圃”“帝乃戮之鐘山之東”，《中次三經(jīng)》“實為帝之密都”、《海外南經(jīng)》“為帝司夜于此野”、《海外西經(jīng)》“刑天與帝爭神”、《海內(nèi)西經(jīng)》“帝乃梏之疏屬之山”、“帝之下都”、《海內(nèi)經(jīng)》“鯀竊帝之息壤”。

　　北人說和南人說以外，一些學者提出折中的見解，他們認為《山海經(jīng)》在成書、流傳過程中，既有北人的加工，同時也經(jīng)歷了南人增減。

　　學者蕭兵著文稱：《山海經(jīng)》結構上觀點模糊，節(jié)段松散，句式零亂，韻散夾雜，缺乏象屈原賦那樣明確而統(tǒng)一的思想、情調、構思和語言風格，并提出《山海經(jīng)》包含南、北方大量資料信息，僅僅是北方人或南方人是無法創(chuàng)作出來的[25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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